完成改造的老舊小區,少有樓棟外立面整體翻新、小區內大面積種草種樹等“外觀改造”,更多是解決路不平、房頂漏、下水堵、停車難、隱患多等居民生活中遇到的難題。
“相較于老舊小區‘面子新’,我們更注重‘里子實’。”洪山區和平街道新綠美地社區居委會黨委書記李雅琴說,確定納入改造的老舊小區名單后,社區就和參建單位、小區物業圍繞“怎么改,改哪些”來走訪群眾、搜集意見,項目方案公示確定后再啟動改造,“真正讓老舊小區改造,改在居民最需要的地方”。
在位于武漢市洪山區中鐵花園社區的忠誠花苑小區,小區業主張天政和其他居民一起清理屋檐下的冰柱,避免砸傷行人。“這兒是武漢市首批商品房小區,當時樓頂裝飾的琉璃瓦松動脫落隱患大,還有電動車停不下、充電難等問題。”張天政說,這些大家長期反映的問題在老舊小區改造中都得到了解決。
為確保城中村改造行業數據精準性以及內容的可參考價值,我們研究團隊通過上市公司年報、廠家調研、經銷商座談、專家驗證等多渠道開展數據采集工作,并對數據進行多維度分析,以求深度剖析行業各個領域,使從業者能夠從多種維度、多個側面綜合了解城中村改造行業的發展態勢,創新前沿熱點,進而賦能城中村改造從業者搶跑轉型賽道。
2021年“十四五”規劃首次提出了城市更新[1]行動,城中村改造是本輪城市更新的重要組成部分。2021年3月,我國明確了“十四五”時期的城市更新目標:“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21.9萬個城鎮老舊小區改造;基本完成大城市老舊廠區改造;改造一批大型老舊街區;因地制宜改造一批城中村。”
城中村指農村村落在城市化進程中,在城市建成區范圍內失去或基本失去耕地,仍然實行村民自治和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村莊,亦稱為“都市里的村莊”,也泛指在城市高速發展的進程中,滯后于時代發展步伐、游離于現代城市管理之外、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區。
2023年4月28日,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在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造和“平急兩用”公共基礎設施建設。7月21日,國常會審議通過《關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造的指導意見》,進一步細化了具體工作要求。
一方面,據住建部,目前廣州市城中村面積占廣州的1/10,其中常住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35%左右;2017年北京有城中村952個,常住人口370萬(占全市2194萬常住人口的17%);2015年鄭州中心城區建成區共有124個行政村,村民人口約30萬(占全市957萬常住人口的3.1%);2020年,哈爾濱市確認中心城區共有77片城中村,涉及土地面積184平方公里(占全市的1.8%)。
因此,一個城市人口數量越多,城市發展過程中遺留的待改造城中村占比通常越高,城中村改造可以為特大超大城市區域高質量發展更好地賦能。
另一方面,根據“七普”數據,我國城鎮人均住房建筑面積為38.6平方米,而《2021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》顯示2021年我國進城農民工人均居住面積僅為21.7平方米,“新市民”居住問題較為突出。尤其是一二線城市的房價較高,通過“新市民”購房改善居住條件面臨較大困難。
城中村改造行業市場機遇分析
城中村改造的本質是重新開發利用利用率低的土地,產生增值收益,使得原住居民等獲得更合理的價值分配。早在10年前,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要“同等入市、同權同價”。目前我國居民擁有的國有土地上建造的房屋可以交易,而農民在集體土地上建造的房屋則仍然不能交易(只能與本村村民交易)。
房產不能“同等入市、同權同價”,這是農民財產性收入低的重要原因。2020年12月,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,“今后十五年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、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的窗口期”。“城中村改造”可以充分利用農村建設用地,逐漸破除城鄉二元結構,讓農民財富倍增,是新型城鎮化進程的重要一環。
例如,2023年3月23日廣州出臺《廣州市支持統籌做地推進高質量發展工作措施的通知》(簡稱“做地10條”),放棄了土地開發一二級聯動的城市更新模式,除重點城市更新片區還可以豁免采用土地開發一二級聯動外,其他地區可采取做地+土儲的城市更新模式,即一級開發后土地必須收儲,進行招拍掛之后才能進入二級開發。并且,做地主體限定在越秀集團、廣州建筑、廣州地鐵等全資國企。
改造方式方面,城中村改造涉及農村集體用地和房屋,可選擇拆除新建、整治提升、拆整結合等方式,強調要把城中村改造與保障性住房建設結合好。棚改則多通過大規模拆除新建改造國有建設用地上的危舊住房、破房爛院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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